莲池书院：被毛泽东称为清末全国书院之冠莲池书院位于河北保定的古城中心，坐落在著名的北方♘林古莲花池中，书院因其所在而得名。林初名雪香，♘♘为金元之际名将张柔所建，后赠予部将作私人林，当时大♘儒郝经记载此处景致“茂树葱郁”“鱼泳而鸟翔”“虽城市嚣嚣而得三湘七泽之乐，可谓胜地矣”，明代称之为“古莲花池”，莲池因荷得名，以水为胜，但为之注入更丰富人文内涵的却是清代创办的莲池书院。1918年，毛泽东为安排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保定游览了古莲花池。1952年，他南下考察途中，重游莲池书院时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一语道出了莲池书院的知名度和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备受重视的官办学府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创建了莲池书院，院舍主体在莲池西北部，建有讲堂、圣殿、魁阁、斋舍等建筑，“厅事五间，精舍三间，廊庑共十一间，群房共四十余间”，另辟“南”于东南部，为诸生自修、研习之所。整♘个书院山环水绕、亭台楼阁参差错落，优雅别致，是读书问学的好地方，成为清代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在办学的170年岁月里，汇集了众多名师大家、培育了大量英贤俊才，堪称清代官办书院的典范，对促进直隶乃至全国的学术传播和文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创立以来，莲池书院受到历代皇帝高度重视，特别是乾隆帝多次来书院巡视，赐御书“绪式濂溪”匾，希望师生效法北宋理学家、《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在巡幸过程中，乾隆帝还给予师生不少赏赐，并赋诗多首，勉励师生一心向学，其一曰：“西巡回驻郡城边，便幸莲池读爱莲。不必有花识君子，所欣此地育英贤”，表达了对莲池书院培养英才的深切期望。乾隆帝高度重视书院师资的选拔，在《训饬直省书院师生》的上谕中说，“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为书院聘请师资制定了标准，认为院长要由知识渊博、品行端正和威望崇高的学者来担任。清代历任直隶总督对莲池书院也格外关心和支持。嘉庆、道光年间三任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家藏的包括唐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虹县诗》、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等珍贵的名贤墨迹和旧拓拿出来，摹刻上石，嵌在了莲池书院南楼壁间，世称《莲池书院法帖》。这些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大家的精品，供书院学生观摩，成就了一段艺林翰墨佳话。曾国藩督直期间，秉持湘学精神，倡导桐城派文风，极大地影响了直隶士风。“曾门四弟子”中造诣最高的张裕钊和吴汝纶两人接续主持莲池书院，将桐城派在北方发展壮大，为振兴直隶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评价“张、吴两先生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于其门。此两先生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氏，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闻名天下的硕儒名师莲池书院成立以来“延名宿，集诸生，肄习书院，劝学兴德”，可谓名师云集、硕儒荟萃，汪师韩、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李嘉端、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名儒硕学先后出任院长，塑造了“经世致用、入古出新、南北合流、中西交融”的莲池精神。特别是光绪年间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三位名家先后掌学，莲池书院的盛名不仅海内共知，还远播海外，名扬天下。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为人廉明刚毅，博学多通，长于史学及方志、地理之学。黄彭年于咸丰和光绪年间前后两次出任莲池书院院长，《清史稿》称其“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主要成就有：一是扩建书院，增修讲舍二十四间；二是奏请将万卷楼划归书院，购置书籍二万卷，使藏书共达三万余卷；三是创办“学古堂”，订立学规九条，光绪年间《保定府志》载，“学古堂在书院东，光绪八年总督李鸿章、院长黄彭年因莲花池万卷楼置，广储书籍，明立章程，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在教学上，不拘泥于科举应试课程，创设古课，开展朴学研究，扩大学术视野、规范读书方法；四是改革教学方法，提出“化乡酬世”的教育理念，使书院朝着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