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助力乡村振兴的西电模式经过多年实践，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然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科技创新和技术供给的重要力量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集聚高地。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是建立在“乡村振兴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多个参与方的协调发展、同频共振，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自身科教综合体的综合优势，形成一种多方介入、全程协同的政策体系，汇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形成“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高校服务、社会支撑”的乡村振兴共同体。高校作为农业农村领域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力量，在服务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底，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引导高校深度参与和主动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发挥高校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全面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实施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七大行动。经过多年实践，我国高校已经基本形成了服务乡村振兴大格局的主要路径，包括党组织建设、教育扶持、产业提升、实践教学、文化引领、生态恢复及医疗保健等多个方面。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已然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咨询研究的高端智库、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科技创新和技术供给的重要力量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集聚高地，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和保障。国内乡村振兴经验模式及研究现状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乡村衰败现象，人们开始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涌现了一大批特色模式：以英国乡村建设、德国的村庄更新、荷兰的农地整理、瑞士的乡村建设和法国的农村改革为主的欧洲乡村治理模式（OliviaJ.Wilson，1998）;以美国的乡村小城镇建设、加拿大的农村协作伙伴为代表的北美乡村治理模式（龙晓柏，龚建文;2018）;以日本的造村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为代表的东亚乡村治理模式（邱春林，2019）。近年来，国内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模式，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如：大力发展农业的“寿光模式”（方建新，2019）、工业主导型“长沙模式”、依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苏南模式”（刘志彪，张月友;2018），产业集群主导型“义乌模式”（欧阳斌，2015），外向经济主导型“晋江模式”（刘佳佳，曾盛聪;2020）等。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起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延长产业链，融入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国内学者针对农业价值链、乡村人才振兴、乡村生活模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林莹莹（2021）认为农业价值链金融的核心是从生产到向市场交付产品过程中的各种活动和参与者，其最终目标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王浴青（2020）在分析了农产品市场价格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继续加强农业产业化，建构合理的市场价格，优化市场定价方式等措施。方文英（2020）从农产品全产业链的数据赋能和农村电商有机融合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实现路径，并重点提出建立生产追溯机制、优化大数据整理模式、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措施。荆会云（2019）在对产业链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模式的利弊，继而从注重农产品品牌建设、加大监管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徐姗姗认为（2021）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在于人才振兴。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必须建立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乡村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是摆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李峰和张梦然（2021）认为乡村生产模式、生活方式转变前后社区空间特征的研究，是推动乡村振兴快速且高效地发展、提升乡村社区整体空间品质，促进乡村社区与城市协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综上所述，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关注点在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根源、产业模式和对策方面。上述研究集中在理论层面，对于高校具体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实际操作性不强。另外虽然有部分研究聚焦于对乡村振兴工作现状的总结，或者对乡村振兴工作绩效的评估，但是针对高校助推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少。高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