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8年聚焦“三农”。“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和国家“三农”施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直接体现，其创新发展的历程也深刻反映着“三农”工作的基本逻辑，系统研究与科学解读“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中央一号文件”伴随着发展与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乡村治理”这一内容比重的增加及其论述内容、表述形式的变化就是其特征之一，深刻反映了党对“乡村治理”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强，体现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为考察对象，对于其中关于“乡村治理”内容的表述进行系统研究，探寻其内含的逻辑理路，总结我国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以期为未来乡村治理工作提供启示，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顺利实现提供有益帮助。一、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一）以党建优化为基础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1]68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工作。一方面，通过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强化党对农村工作的根本领导，巩固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其为民服务能力、深化党群多维互动、密切新时期党群血肉联系。1.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乡村治理工作论述时首先要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在理论层面突出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乡村治理工作重要性的同时，也紧扣乡村治理工作实践的具体变化，针对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从2015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出现的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明确提出要“深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2]。在关于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方法上，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作出创新表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不断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农村工作综合部门统筹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3]的基础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4]。相关表述不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作出明确角色定位，也为新时期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提供根本方法遵循。2.以党建质量提升增强为民服务能力。面对新时期乡村治理中呈现的复杂问题，面对人民群众的多元现实诉求，党高度重视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提升农村党员干部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其为民服务能力，提升其领导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工作水平。（1）进一步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选好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等工作作出明确表述，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管理、使用、监督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同时在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方式方法上也不断创新。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创新提出“抓好选派‘第一书记’工作”[3]开始，之后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第一书记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要逐步形成第一书记选派工作的长效机制。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创新提出要“加大从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机关事业单位优秀党员中培养选拔村党组织书记力度”[5]，这深刻反映党的农村工作人才选拔的视野不断拓宽。在人才使用、管理和监督方面，体现为党性教育激励、物质保障鼓励、制度规章约束等相结合。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强调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完善组织制度建设等。另一方面，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村干部“一定三有”[6]政策。在定权责立规范，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的基础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健全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