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两个确立”的历史继承和重大现实意义提要：“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取得的重要成果。新时代，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我们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保证。如何结合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理解“两个确立”，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党对百年奋斗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一脉相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实践发展的结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一、“两个确立”是对党百年奋斗优良传统的继承“两个确立”是党的历史经验科学总结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两个确立”做到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两个确立”没有做到，党和革命的事业就可能遭受挫折乃至失败。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就有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全党的指导地位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正是有“两个确立”在党的关键历史时期的实现，保证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熟悉党的历史的同志应该知道，“两个确立”在党的历史上的实现可谓经历了惊涛骇浪，战胜了许多的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代价。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包办干预下，我们党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尽管王明（陈绍禹）只是政治局委员、候补常委，职务是中共江南省委书记。但由于他有共产国际背景，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水平不高，周恩来、张国焘受排挤。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周恩来回忆，“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实际领导者。向忠发还是总书记，实际上是不能管事的”。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1931年10月18日陈绍禹主动要求离开上海，11月7日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名为王明，从此成为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遥控指挥。陈绍禹临走前指定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时年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党和革命事业“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正是基于这种严重结果，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起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但是，历史其实更为复杂。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29日，王明等人乘飞机抵达延安。王明此时在共产国际内共有四个职务：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握有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王明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一时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因此，随着王明的回国，教条主义在延安以至党内猖獗起来。自遵义会议形成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