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客观因素，重视乡村治理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中国历代最重要的基层单位，主要以人口密度、地理条件和语言文化差异来划分，在此之下，还有镇（乡）、村、组。单是考虑到政府行政职权的范围与难度，可以说，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中国广袤的农村一直是难题，甚至还存在空白。农村作为人口流出地，“空心化”现象一直是尾大不掉的高频词。在城市工业尚未快速发展之前，农民最希望的是有块土地，可以种地收粮，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在大工业的中期，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生活，村中多是老人和留守的小孩，这造成了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不合理分布。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城市化是一个趋势，重提农村是“大后方”和“蓄水池”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新的治理难题。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需求、供给、预期三重压力逐渐加大。可以看到，城市中部分失业回家的青年重回农村，农村可以作为吸纳失业人口、提供就业和基本温饱的保障。再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中，对“三农”工作，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新要求，国家也持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建设和修缮道路、电网、水网等硬件设施，重提农村“压舱石”的作用。另外也应看到，加速的建设就会占用本属于村集体、村民的土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双方相抵触的情况。外因尚且如此，由此带来的内部因素也一样令人忧心，很重要一项来自村民自治的本身局限性。在我国，乡以下的村落实行村民自治，是考虑到行政能力有限，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财政压力，但也容易产生了监管缺位、村组干部贪腐现象，如广东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过程中，有一项是村集体经济达“10万+”目标，村组中有关村集体资产的使用，一般是需要召开村“两委”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是村民家长会议，由于村中老人、小孩不懂其中的流程，在重大事项的研究决策中，利益分配成了最大的隐形“陷阱”。可以预见的是，这是全国的村落共性问题，惠东部分村也不会例外。究其原因，是在村民民主决策的全过程中存在着监管漏洞，从表决到公示，绝大多数村民是相对劣势的一方。而这，也是乡村治理中极容易出现矛盾的关键点，容易形成负面舆论和信访等问题。这么多年来，农村一直是默认的熟人社会，靠着血缘、宗亲、家族等纽带维系着。不可否认，利用农村这层根状关系网，能够给政府部门日常事务性工作开展提供极大地便利，比如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中，村里容易收集农户基础信息并以此作为底册，涉及到的发改、农业农村、水利、交通等部门都可以共享这个数据，作为行政决策的必要依据。但也需要看到，这条纽带对于乡村治理而言，是条关系到乡村稳定的“生命线”，这来自于中国农民的普遍特点——淳朴、要强。在农村，日常的邻里矛盾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小事可以“冷处理”解决，遇到较大的一般可以通过家中、村中威望老者、乡贤或者村委会解决，而在解决的过程中，往往会利用好这层潜在的关系网，大家相互知根知底，尽可能地以人情世故来协商，这是乡风治理层面的；在更高的高度出发，往往是要利用农民要强的“面子”，激发勤劳的“里子”。曾经接触过一位年近七十但很身子硬朗的村民，耕有十多亩的土地，他说自己是全村中个人耕地面积最大的，这份自豪透露着中国农民底子里的自信，同时也给乡村治理提供一个方向，也就是在遇到政府与村民的矛盾时，善于抓住村民的“要强心”，并回避正面冲突，另外寻找别的方面的“要强”心理，会对工作推进有所帮助。说到底，在乡村治理中，党建和法治永远是常抓不懈的方向，但是培育适应新时代各项工作的农村带头人（村书记、主任）不容易，寻找党建与当地村情特色相适应的路径更不容易，需要时间换取空间；法治也是在根据社会发展，在不断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现阶段该如何抓乡村治理呢？当务之急是要振兴乡村的经济。一是盘活土地资源。对撂荒的耕地利用起来，开展诸如耕地保护、土壤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土地多样化利用、发展规模种植养殖提供了条件，这就需要将农村“空心化”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