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概要一、先秦时期的史学文字、历法是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1、文字、历法的产生甲骨文，发现已有120余年，这种文字主要盛行在商代，单体字有4300个以上，能够识别出来的1300余字。是成熟的文字。主要记载了诸如：自然现象，风雨日蚀等；对外战争；辖域内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农业、手工业等社会生产活动；迁都等重大事件等。到了周代，盛行的是金文，主要是青铜器皿上镌刻的文字。一件器物上，最多的达500余字。所记内容更为丰富生动。历法产生（夏商时代，一年12个月，每个月29或30天。比较适用于农业生产，《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主张“行夏之时”。这个时期，把一年春秋两季，孔子修撰的鲁国史书就称作《春秋》。从周代开始，把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2、史官、史料“史”即史官。“史”字，上为“中”，下为“手”，意为记载史实要持中，忠实于事实，不偏不倚。《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桀王时期有“太史令”一职。《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史为书，瞽为诗。”史书记载内容，一为天象，二为人事。这就是“编年体”史书作为一种史学体例最早出现的原因所在。书写材料多为竹、木片，所以，文字材料称作“简”、“策”、“籍”等。又因为使用绳子、牛皮等把写有史事、文告等内容的竹木编到一起，一部分叫一编，有时又叫“册”。史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商代史官有史、太史、内史等职。周代设有内史、太史，内史居左，太史居右，内史称左史，太史称右史。两者的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此，清代黄以周有过考证（《礼书通故》卷34）。《尚书·多士》记载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顾颉刚认为，“较稳定地写成文字，大概就在殷代”（《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商周两代政治侧重有所不同，《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有所改变，认为“德主神辅”，主张“事鬼敬神而远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公对夏礼、殷礼进行了修订，制作礼制，而“礼”的实质，正是政治制度，《左传》庄公二十三年：“礼所以整民也。”《尚书·召诰》记载，周初统治者认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这是说，周代的制度是从夏、商继承而来，但是，历代对于前代的制度都有所增删，孔子把这种增删称之为“损益”，《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用两句诗表述：“删繁就简三秋树，领新标异二月花。”“损”，即是“删繁就简”；“益”，就是“领新标异”。伴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界、对于社会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势必对前代的思想、制度进行修改。在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记载前代史实的书有“六经”，传说孔子删订六经，使前代史实文献得以保存下来。《论语·子罕》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段记载十分重要，透露出一个重要的史实——是孔子一人独自整理了前代文献。“六经”是指《易》、《诗》、《书》、《礼》、《乐》、《春秋》。西汉武帝时期开始称作六经，也把每部经典分别称经。如：《易经》占卜之书。《诗经》我国古代诗歌总集，共305篇，记载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大致根据每首诗的音乐性质，分作“风”（十五国风，160篇）、“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三部分，分别指民歌（地方土乐）、大夫之诗（宫廷及京畿地区比较高雅些的“雅乐”、“正声”）、庙堂之诗（宗庙祭祀时所演唱的乐歌）。在汉武帝时期，有三家诗：齐诗、鲁诗、韩诗。因为使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称“经今文学”。毛诗是后来出现的，因为是前代文字书写的，称作“经古文学”。后来，前三家诗都失传了，“毛诗”得以独传。东汉末年郑玄、唐代孔颖达都有注释。《书经》即《尚书》，即上古之书包括《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