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摘要]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将旧式军队改造成新式人民军队，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以改变以往单纯的军事斗争，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结合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而八一南昌起义时期的探索与革命根据地的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关键词]八一南昌起义；中国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1958年9月，陈毅在谈到八一南昌起义时曾讲了一段话。他说：“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斗争的问题。”他又说，在中国搞武装斗争有着多种形式，如“土匪山大王的搞法”是一种，“太平天国的搞法”是一种，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又是一种。但是，只有最后一种在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在最后一种形式中，“有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1]P171。显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的一个创造。当然，这一创造并不象有的同志所讲的“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1]P171那么简单。事实上，八一起义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在起义过程中有探索、有思考，并为井冈山道路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借鉴与启示。就总体而言，经过八一南昌起义期间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一、走中国革命道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行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党的坚强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必须通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等方面加以体现。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武装力量都得到迅速发展。但事实上，党建工作存在严重的不足。从某种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党建工作的一次检阅。在起义之前，江西党的组织遍及全省60多个县，党员人数也高达5000余人，但是，“反动势力压迫一来，全体瓦解”[2]P122。例如南昌，在起义之前曾拥有党员400多人，其中，约100人参加了部队，但也有相当部分“自由回家去了”。到当年10月，据江西省委报告，在整个南昌，“除省委外，只剩下十多人。牛行车站过去有八十余同志，现在只有八人。农村原四十余人，最近仅找到二人”[3]P42。党组织的软弱涣散，必然会影响到它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在起义之前，农协组织曾遍及江西全省70多个县，拥有会员60万左右，而且，大多数在党的领导下。但起义之后，“反动政局一来，全省农协组织几乎完全停顿和消灭”[4]P52。这也直接导致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不仅“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反而“受了很多的阻障”[5]P417。又如武装力量，军队中虽然有党的组织，但党却不能完全抓住士兵。毛泽东曾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6]P66。所以，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各种问题开始显现，像战士开小差问题，“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7]P94-95。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有许多的设想就无法得到实施。例如有人提议，将剩余枪支分发一部分给农民，但最终未能实施，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将领欲另成军”[8]P30-31。又如为什么不经吉安、赣州南下？这是因为，起义领导担心，“我军湘赣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时叛逃之可能”[8]P22。党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方志敏认为，“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地去进行工作……是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9]P30。因此，要获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严密党的组织、强化党的纪律。刘伯承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8]P32。随着起义部队转入赣粤边境之后，部队领导人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来。首先是在江西安远的天心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