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延安整风运动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1]8全党达到这种“一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一致的达成，而这又是在对此前党的历史问题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鉴于一些中央领导人与党的历史问题的密切关联，这种“一致”的达成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对待历史，既不能盲目维护，也不能心存偏见，而是要深入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探究。真实的历史可能会不符合人们的感情，但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研究者都要正视，因为只有从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或教训。然而，即便对于已经很明了的历史真相，也容易见仁见智，加之无法摆脱的个人情愫和业已形成的固见，以及研究者往往以后见之明视之，难免主观臆测，且极易从另一面抬高历史人物的主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历史人物多么高明，都无法像导演一样设计历史的剧目和推演历史的情节和进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历史就改变了轨辙和生出了枝节。历史活动的演進，不是杰出人物精心设计的，而常常是许多偶然性叠加造成的，其进程和结果甚至会疏离历史活动发起者的初衷。一、初战告捷：中央领导层整风的开始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2]237。他还讲，过去所犯的错误，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2]238。然而，没想到的是，张闻天出来反对。张闻天说，那时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还是进行了艰苦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鉴于有领导人对苏维埃后期的路线错误认识不清，此后毛泽东用了半年时间，主持编辑了党史材料集《六大以来》，其用意是让执行过“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面对大量确凿的历史材料，不能赖账。结果也正如毛泽东所料：“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2]469所谓九月会议，就是指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从这次会议正式拉开帷幕，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3]很明显，这是毛泽东给整风定的调子。其意思是，只要认清错误，并不追究个人的责任，可谓整思想不整人，而不像以前那样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打入“冷宫”，弃而不用。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整风，犯过错误的人在对照检讨时，大都很真诚很深刻。张闻天后来回忆，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自己。因此，他第一个出来检讨，指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错误“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4]659。他很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4]658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还充分表现出在认识上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关系：“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4]659这种看法，颇具理论色彩，甚至超出了毛泽东原来的认知，毛泽东听后倍感认同。稍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采用了这种分析。以理论分析历史，由历史提升理论，使各种思想分析相互激荡，然后博采众长，这逐渐成为毛泽东和中共理论创新的一种路径。会上，博古表现了一贯的认错态度，两次发言进行深刻检讨。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