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秦“比”浅说“比”是秦汉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学界对于秦汉比的研究，限于秦比材料有限，多是从汉“比”出发来推测秦“比”（1）。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或认为其中的廷行事即与汉决事“比”一样，是秦法律体系中的“比”（2）。有的观点认为秦不存在作为法律形式的“比”，直到汉才出现[1]。这些观点因为材料有限或有谬误，或有不足。近年岳麓秦简肆、伍、陆的刊布，为准确地认识秦“比”提供了可能。一、秦“比”是否存在补说“比”，字形为两人并排状。字意由字形而来，有并列的意思。比的字义引申为与某某相类或相同。用法为A比B，即A与B相类或相同。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2]秩比二千石的意思是司直的秩比照二千石官，也即和二千石官相同。在出土秦簡中，亦有此种用法。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3]有的观点认为，出土秦简中出现的这种A比B的表述，就是秦“比”，称为律令之“比”[4]。应当明确的是，这种表述不是秦“比”。因为《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简066-068/1009-1000：●制诏御史∟：吏上奏当者，具传所以当者律令、比行事066/1009，固有令，以令当，……如令。·五068/1000[5]这条令中将“比”与律令都作为官吏“奏当”时的法律依据，说明对秦人而言，“比”是可以与律令相提并论的法律形式。再加上出土简牍中，有数条特征明显——结尾附以“它有等比”的秦“比”，可见之前认为“出土秦简中出现的A比B的表述，就是秦法律中的比”的这种观点以及压根不认可秦“比”是一种法律形式的观点是不准确的（3）。对于秦“比”，欧扬认为，“它有等比”意为“其他官署遇到等同情况时需比照此事处置”，以“它有等比”结尾的比属于律令篇章之内的比。除了律令篇章之内的“比”，还有律令篇章之外的“比”，秦即廷行事，汉即决事“比”[6]。对于欧扬的观点，应认可其对于“它有等比”做出的解释以及其将“它有等比”结尾的这类秦简定性为秦“比”。但是将廷行事看作是秦“比”以及在比的形成上提出“比”是后来被编入令中的，值得商榷。略陈理由如次：廷行事见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如：“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当赀二甲。盗百，即端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整理者认为廷行事是法庭成例。”[3]另有观点认为行事并不是成例，只是实际作法，廷也不是法廷，而是官府。廷行事不是法廷成例，而是官府实际作法[7]。对于廷的解释，还有观点认为廷即是廷尉，廷行事就相当于汉的“决事比”[6]。不过，虽然廷行事的廷作廷尉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廷行事定性为秦“比”的一种，值得商榷。《礼记·王制》：“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8]郑玄的注中提到已行故事是“比”，欧扬据此认为廷行事是廷尉已行故事，廷行事也就是秦“比”。但是岳麓秦简中明确提到“律令、比、行事”。“比”和行事被一起拿来与律令共同作为官吏的法律依据，这说明“比”和行事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或认为“比行事”不是比和行事，而是“比行事”为一个整体，是比的全称[6]。这种观点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有矛盾之处。首先在事实上，比和廷行事不同。“比”的内容较杂，廷行事涉及的是定罪量刑方面。如“比”有关于“置守”的，也有关于安置六国贵族的，亦有可能有关于定罪量刑的。而廷行事的内容主要就是定罪量刑（4）。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比”是“比行事”的省称，那么廷行事即是廷比行事的省称。然而现在所见的秦简中，并没有廷比行事。将“比”和行事断读，既符合事实亦符合逻辑。因此，秦“比”是秦的法律形式之一，以“它有等比”结尾。廷行事不是秦“比”，可能是行事。二、秦“比”的立法程序《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一则比，对秦比的立法过程记录的较为完整，释文如下：简013-018/1029-1111：●叚（假）正夫言：得近〈从〉人故赵将军乐突弟∟、舍人袑等廿四人，皆当完城旦，输巴县监。……有等比。018/1111[5]这则“比”较为完整，有少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