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理论创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10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100年，也是坚持理论创新的100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理论创新，深刻反映了建党时期我们党对于中国革命指导思想、政治策略和工作方针所发生的重大转变，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点，凸显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具备理论思维活动的创新品格和创新能力。一、跳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抄照搬的思维模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到注重理论和实际，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项伟大的理论成果——党的二大民主革命纲领见诸于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对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既尚无深入地了解，也缺乏认真地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因此，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正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观念，在早期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例如1920年11月现存最早的一份党的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就主张：“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有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1921年5月出版的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月刊，更明确地提出：“共产党的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这一时期，在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所发表的言论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政治主张。1921年初，在围绕“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论争中，针对张东荪等认为中国现时不能搞社会主义，因此力主发展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言论，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予以批驳。文中，他列举种种理由证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理直气壮地声明：“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这样的思想理念直接影响了党的一大。1921年7月“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方略和步骤当作了现时中国革命的纲领。无可非议，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同时，坚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党在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3]。这种超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次革命论，既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也缺乏实行的主观条件，不可能付诸革命实践，更不能对中国革命进行卓有成效的指導。为制订正确的革命纲领，中国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