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党的全面领导：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摘要〕党的全面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包括：中西政党差异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现代化理论逻辑。党的全面领导在治国理政中的实现有赖于以下机制：作为执政中介的党组制度、作为上下一体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全面控制的“归口管理”制度。党的全面领导为丰富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关键词〕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居于首位。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开宗明义地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有86处涉及“党的领导”，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党的全面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处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是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研究党的全面领导的文献尚不多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文献数量为28篇，因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一）中西政党差异的逻辑西方政党是“选举党”。政党这一概念诞生于19世纪，是欧美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政党最初是指那些通过选举而获得公职的组织，后来也指那些并非以选举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近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巴林顿·摩尔曾将西方民主发展历程概括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政党政治与土地贵族分享政权的，如英国的自由党。工人阶级兴起后也是依靠政党政治进入政治领域的，如英国的工党、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政党的起源既和原先不合理的国家政权形式相关，也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西方从君主专制发展到大众民主，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政党的发展伴随了西方民主发展的全过程。法国政治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把政党的出现与选举政治联系起来，认为选举政治驱动了政党的发展及其民主性，在选举的推动下，政党从最初的精英显贵团体发展为大众性政党〔2〕。换言之，西方政党是为选举而生的“选举党”。在政党产生前，西欧经历了长时期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时期正是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的时期。西欧政党较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晚，政党是在现存国家的制度框架内诞生和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扭转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秩序衰败和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使命。“以党建国”是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鲜明特质。自秦朝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与起源于西欧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截然不同。在王朝国家体制下，皇帝统而不治，人民对国家政治没有参与的渠道也没有多大兴趣。当传统王朝国家遭遇近现代民族国家时，很快便走向解体。缔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清末以来政治精英面临的主要任务。政党于是成为新国家的缔造者，也就是“以党建国”。“以党建国”这一概念并不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来源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认为，中国人的缺点是一盘散沙，有强烈的家庭感，缺乏群体或集体意识，“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3〕。辛亥革命并没有催生出一个现代性国家，中华民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泥潭。他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任何形式的民主政体都不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他以极大的启发。他深感革命成功的前提是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于是便有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指出国民党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在他看来，俄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