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理政的战略设计上，党的建设并不局限于党自身的建设，而是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在理论上如何深入认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通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与党建研究的交汇点和元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原创性、独特性，“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以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党领导国家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讲好中国故事要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具体阐述了百年来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的，这启发我们：要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视野和主线下理解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同频共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可谓对中国语境下政党—国家关系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这表明，在治国理政的战略设计上，党的建设并不局限于党自身的建设，而是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紧密结合。在理论上如何深入认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通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是政治学研究与党建研究的交汇点和元命题。只有从经验出发，构建起自主性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话语体系，才能在“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问题上回应和驳斥诸多误读。屡见不鲜的误读包括：以西方政党概念来裁量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部分”的正常政党。傲慢与偏见的根源在于理论滞后于实践导致的话语权缺失。而以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经验，难免存在削足适履、刻舟求剑的尴尬，造成理论与现实的断裂。特别是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成为一级学科的新时代，无论是从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上，还是从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现实意义上，构建系统完备有效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话语体系都迫在眉睫、意义重大。在这一领域，政治学与党建学关系密切。从历史比较看中西政党的本体论差异从功能和定位上来说，西方政党往往被视为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政党功能”被定义为“目标制定、利益表达、社会化与动员、精英形成与录用”。《政治科学新手册》更是将“政党体制”放在“政治行为”部分，与选民行为并列，这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党研究的主要关切：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选民投票行为和党派偏好。而比较政治学的政党研究则基本遵循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提炼出政党功能的一般共性是有积极意义的。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兴起的产物，当今世界各国民主政治运作离不开政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权利意识高涨、参与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党如何表达民众意愿、如何进行社会动员、如何遴选和培养政治精英，在具有民主机制的国家中具有极大相通性。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这种高度抽象的现代化理论化约了复杂的历史与结构差异，使政党研究流于疏陋。理论源于实践，西方政党研究源于西方政党的历史。以英国为例，现代政党政治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议会改革和投票权的扩大，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利益的保守党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走出议会，走向大众，以争取选票获得政权为己任，从“派别”逐步演化为具有健全组织系统的现代政党。19世纪6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一战后其斗争策略逐渐缓和为议会选举和工会斗争。总体而言，正如萨托利所说，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并未参与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不同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背景下的政党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