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的中小学课后服务：问题检视与实践超越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标志着中小学学业负担治理步入历史新阶段。“双减”政策期望通过“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提升学校教育质量、重塑教育教学生态。作为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中小学课后服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双减”政策出台至今，中小学在提升课后服务有效性和探索课后服务新模式等方面成绩斐然，但仍然存在诸多实践误识与价值偏倚。检视“双减”背景下中小學课后服务的现实问题，澄明课后服务的政策意蕴，探索其超越路径，对于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一）萌芽与初创期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的萌芽与初创期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以《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为代表的“减负”文件，要求中小学将放学时间提前；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得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产生了“核心家庭”和“双职工家庭”[1]。中小学生放学与家长下班产生时间差，“孩子无处去、家长看护难”的“三点半难题”由此产生。为满足家长需求，解决中小学生放学后“看护难”的问题，部分中小学校始设“晚托班”，主要承担监管与看护职责，这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早期形态[2]。在托管需求逐步扩大、义务教育阶段功利化倾向加剧，以及社会资本的强力介入下，“晚托班”逐步衍生出“学业补习班”“课外兴趣班”“艺术培训班”等额外收费的托管项目，其运营模式也从以中小学校为主的单一主体运营转变为中小学校和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混合运营模式。（二）探索与发展期21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中小学课后服务进行规范。自2004年起，教育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多项政策文件治理中小学校收费行为，部分收费制“晚托班”被叫停。2009年4月发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中着重强调了“不占用学生法定休息时间加班加点或集体补课”。2014年4月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2014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集中治理中小学补课乱收费”。此外，2015年6月教育部发布《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中重点提及“坚决制止有偿补课等乱收费行为”，文件直击中小学存在的有偿课后服务现象，有利打击了中小学以营利为目的的课后服务模式[3]。在此期间，每年出台的地方性文件也呈现出地域广度不断扩大的特征，总共涉及遍布全国近百个地区，还形成了学校主导、学校家委会主导、青少年校外教育场所主导、社区主导的四种基本服务模式。例如，作为全国较早实施“弹性离校”制度的地区，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就曾出台《关于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办法的通知》，于2013年11月1日起对有需求的学生实行“弹性离校”管理。但这种以学校作为主导的开展方式囿于经费短缺和人力不足等问题，绝大部分学校难以坚持。（三）深化与拓展期2017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制度层面对中小学课后服务的主体作用、开展原则、服务内容等方面进行规范，标志着课后服务进入深化与拓展期。文件不仅从宏观层面明确了政府职责，还将对中小学课后服务的监管工作划分至各级教育主管部门[4]。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必须强化中小学校在应对“课后三点半”难题中实施课后服务的主体作用。随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响应政策号召，基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推进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发展。如2018年9月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以“协商共治、自主自愿、公益惠民、因地制宜”为基本原则，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家校协同机制，结合区域、学校资源条件、服务能力等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课后服务。2019年2月，湖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课后服务组织方式特别提出三项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