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始末1936年6月成立的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于全面抗日战争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引领下，将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国会的组织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和压制抗日力量。严峻的形势，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到1935年5月，川渝地方党组织除个别幸存，大都被国民党破坏，重庆各界民众的反日斗争受到极大扼制。此时，日本侵略者已进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有力推动了抗日运动的发展。不久，震惊中外的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各界民众响应声援。《商务日报》和《新蜀报》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揭露国民党压制抗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的行为，呼吁广大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重庆大学学生的倡议，于12月24日成立重庆学生救国会，随即派出学生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6项要求。热血青年纷纷走向社会，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救亡活动。同时，重庆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本市学生书》，赞扬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轮、英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面对日趋高涨的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极力压制，强令解散重庆学生救国会，而抗日爱国运动中的学生进步骨干仍然继续坚持斗争。此时，温嗣翔（温田丰）编辑的《商务日报》副刊，团结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随后《商务日报》又开展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吸引了职业青年中的一些先進分子，他们积极阅读进步书报，互相鼓励。商务日报社的同仁把从巴黎直接寄来的《救国时报》刊登的《八一宣言》在进步青年中暗地传阅。几名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领会了党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的主张，加之受到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启示，共同酝酿，准备秘密成立救国组织。1936年春天，从苏区脱险出来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来到重庆，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同时，通过投稿方式结识了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人士。他们共同研究“一二·九”运动之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大家决定组织救亡团体。1936年6月8日，在漆鲁鱼寓所，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陶敬之、饶友瑚、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后，继续吸收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救国会定为秘密的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民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救国会成立不久，共产党员张曙时通过刘传茀（原名刘传福，下同）与漆鲁鱼（时任《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通气，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了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救亡力量联合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在这个正确思想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陆续在学生、职业青年和文化、妇女界都建立了组织，迅速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救国会的组成发展救国会的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设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其中除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是公开的，其余都是秘密组织。另外，他们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救国会成立时只有干事会和少数会员，在举办“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之后（山付为《商务日报》副刊“商副”的谐音），吸收了第一批新会员。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学救”）。该会最初由漆鲁鱼直接领导各校组织活动，没有成立全市的统一组织；后来由于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