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人大协同立法机制及其优化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强调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坚持统筹协同，合作共建的基本原则[1]。双城经济圈的建设需要两地在产业、科技、交通、民生、环保等多方面通力协作，而协同立法则为其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进一步说，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而这需要从立法实践中去理解协同立法的机制设置问题，从中汲取到优化协同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川渝人大协同立法的实践刚刚起步，已经开展的协同立法过程是否符合原定的机制设计和要求、协同立法成果是否具有实际的效果，学界尚未就此展开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因此，本文首先以区域协同立法的动因为出发点，引申出协同立法机制的重要标准，在此基础上，考察已经开展的协同立法过程，总结其中的机制问题并提出优化措施。一、区域协同立法的动因区域协同立法的进程由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所驱动，如何通过顶层立法设计促进协同发展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与此同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发展也为协同立法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方向与使命。（一）区域协同发展的需求区域协同发展是各地区之间，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沟通协调，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开展合作，进而推动整体协同发展的过程。协同发展强调各地方、各领域的发展。一方面，发展是各地方的协同发展，并非个别中心城市或个别领域的要求。其要求的是整体间的发展，实现发展的途径并非以牺牲合作方的发展利益为代价，而是通过加强沟通与交流，寻找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发展相关性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赢。另一方面，发展是各领域间的协调发展，是区域内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数字经济、高效特色农业等方面的通力协作。协同发展不止针对某一领域，而是各个地区在各领域间展开的共同协作，这既是区域发展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只有在各方面實现协同共济，才能够解决区域发展的整体问题。区域协同发展需要协同立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区域内各地方的协同发展需要协同立法的保障。区域协同发展，以协同为手段寻求各方的共同发展利益，要实现的是区域内各地方间的发展协同，其本质就在于重整地方间的利益格局，而立法核心作用在于利益的协调与分配。因此，地方立法本应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协调作用，但其囿于地区利益考量，难以跳出原有格局，具有明显的地方保护倾向，难以完成促进各方发展利益协同的重任[2]。为克服地方立法的固有障碍，就需要常态化、日常化、充分化的协同机制，使不同的立法主体得以在同一个平台，在平等互利的共识之下，进行充分协商，以达成协同的效益最大化。第二，区域内重点领域的发展需要协同立法。协同发展体现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重点领域，也只有区域内各重点领域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保障协同发展的整体实现。法律是贯穿于各领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各领域当中的法律规则协同与否直接影响着协同效果的实现，立法作为法律的起点，立法的成败就决定了法律的质量。（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提升治理效率与效能，这就要求在中央与地方间进行合理的事权划分，既要保障中央的统一领导，同时也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做出了进一步阐明，即“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3]。换言之，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释放地方活力，关键在于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一套权责清晰、运转流畅、充满创造力的工作体系。一方面，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支持地方开展创造性的工作。这在地方立法方面则可以体现为立法模式的创新，在合宪合法的基础之上，加强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商。这一创新，既有利于缓解地方立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又能够实现跨区域事务的统一处置，实现了立法质量提升与立法成本节约的双重效果。同时，立法的有机互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