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丝绸之路与民族交融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古代丝绸之路上驼铃悠悠畅行万里、舶交海中千帆远航。它承载着数千年来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往来的共同记忆，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历史舞台。在丝路发轫之初，突破地理单元的物质交换发生于华夏大地的各民族之间，从零星、偶发的相遇与交往，逐渐发展为杂居共处、经济互补、心理认同。长距离的贩运、多族群参与的贸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日益繁荣。时至先秦，从中原地区向北越过阴山、燕山，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抵地中海的草原之路，向西南沟通印度与东南亚大陆的蜀身毒道，已经连结起世界古代文明的多个发源地。边疆诸族处于中西交通的前沿，承担互市、转运、向导、输送等环节，满载着丝帛、宝石、香料等商品往来奔忙。秦汉时期的匈奴以及其后的乌孙、鲜卑、突厥、回纥、吐谷浑、沙陀等都曾活跃于北方丝路，滇僰、百越、吐蕃等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南方丝路的运转，待到唐宋元明时期海洋之路张开全球化的怀抱，沿海诸族的水上健儿们开始随船万里驶向波斯湾、阿拉伯海、东非沿海。千百年间，丝绸之路的持续通行是历代王朝国家倾力治理的结果，也是中华各民族合力共建的伟大成就。作为一条民族融合之路，它的根基、保障、推动力都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料中保存着古代丝路上诸族共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案例。各民族共同开拓丝绸之路从“点状”贸易到多条商路的“线形”延伸，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道路勾勒出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格局，这些交通线路以中原腹地为文化、物质的中心，在各民族互动交往中得到合力开辟。居延路、西域道、青海道、旄牛道、参天可汗道、广州通海夷道等无不缘起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伴随边疆诸族的归附打通和开拓——远慕华风而日奔塞下者不可胜计，并在大一统王朝的管辖与巩固下得以长存。以青海道（关中—祁连山南—湟水—青海湖—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域外）为例，它在东周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已有记载，是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认可的史前至两汉时东西交通重要路线，熙熙攘攘的西北各族商贾贩客往返其间，魏晋五胡入华夏之际吐谷浑迁徙至此积极通贸市买、主动肩负起交通线路的经营，至隋唐大一统时代来临，驿站、烽燧、城障、规范化的市场、各级管理机构沿途设立，它的一部分延展为举世闻名的唐蕃古道，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从这里入藏和亲，汉藏兄弟民族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唐代诗人李贺曾在《塞下曲》中吟咏：“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诸族共建开拓的丝路要道成为民族交往的经典意象。又如五尺道（成都—岷江—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楚雄—腾冲—域外）和旄牛道（成都—邛崃—横断山脉—雅安—西昌—大理—腾冲—域外），它们蜿蜒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以蜀地的中心（今成都）为起点，一东一西南下经云贵高原出缅甸、抵印度。囿于自然环境，该区域行路曲折、开凿艰难，根据《史记》的描述，沿途有高山巍峨入云不可撼动、脚下是深壑绝壁令人胆寒。汉唐以来，朝廷数次派遣官员组织道路的疏通与修筑、维护，动员巴蜀之民共同披荆斩棘、勠力开辟，不仅将原有的民间路径拓展连接，还凿山修路千里开通正式官道，设立郡县、邮亭、馆舍，治道安边。僰、滇嶲、夜郎、濮等西南族群随着丝路的通行，自主地融入华夏文化，学习和接受内地的生产技术、社会习俗。《蜀鉴》《华阳国志》《读通鉴论》都称赞当地出现了夷汉歌咏、声息相通、物产相资的良好局面。可谓，各族人民因丝路而远行，又因丝路而更加紧密。边疆诸族并非丝绸之路上的“掮客”，而是以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在寻觅通道、修建线路、向外探索中发挥杰出的作用。各民族共生共荣丝路商贸繁荣兴盛无疑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与各族人民共同的祈盼，而中华民族对于富强的追求自古以来都以共生共荣为内在共识。这条漫长的商路蕴藏着获取财富的无限可能，但若想要长久、稳定地得到利益，并非单次贸易、单一群体、单对单的互动能够实现，而是需要多种生产方式的支持、混合式地经营与多族群的合作，以整体富裕为目标。在古代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很早接触到域外的世界，他们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