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红军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回顾及经验启示党的六大后，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然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使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红军面临着重大失败的严峻考验。在历史危难时刻，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党领导红军不畏艰难困苦，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红军中的推行，严重损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全力支持下的王明所操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致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为了改造苏区党和红军，“左”倾教条主义者向各苏区和红军派出中央代表团或代表，成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1〕对那些不同意、不支持、不贯彻执行其“左”倾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损失。“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等领导干部“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街市战”，思想犯了“狭义的经验论”错误。他们认为“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2〕1931年10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错误地将斗争矛头指向毛泽东，指责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3〕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取消了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这实际上是撤销了毛泽东的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由此，毛泽东被迫离开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将中国红军实行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说成是“党包办一切”。1931年11月，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出：“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4〕“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要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与工作。因为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5〕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党委制。1934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的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全权代表。他是代表政权及党的双重意义，执行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政治委员在政治方面有单独发行命令之权。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6〕在未得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