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讲第5把“符号锤”——口语的韵味。这个韵味来自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3方面来看：第一，这个韵味来自于“声音”。语言的第一属性是什么？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就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强调的：口语处于首要地位！是先有口语，还是先有文字？肯定是先有口语。人类历史上有数以万计的语言，只有106种语言使用过文字或产生了文学。现存的3000种语言中，大约只有78种语言有书面文献。交流的本质是“声音”，就算你在阅读文字的时候，脑子里也会不自觉响起一种声音。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所以，语言首先是一种口语现象，“口语”在一切交流中都处于首要地位。第二，这个韵味来自于“传播”。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来看，概念最大的是语言，然后是文字，文字下面又包含口语文字、书面文字。但归根结底它们的根本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播”，凡是与这个中心目的相违背的，都是耍流氓。讲一个“秀才买柴”的故事。一个秀才看到一个挑担卖柴的，喊道：“荷薪者过来。”卖柴人听懂了“过来”两字，就过来了。秀才指着柴问：“其价几何？”卖柴人听懂了一个字：“价”，就告诉他了。秀才又摇头晃脑地说：“其薪枝多而茎少，烟多而焰少，请损之！”意思是：你这个柴小枝多、大段少，烟多、火不旺，便宜点吧。卖柴人一个字也没听懂，扭头走了。秀才的话有没有文化？有！但有没有用？没有！这就是我们在文稿写作中经常犯的“书生病”“拽文病”。你老老实实说“人话”就行了，非得故作高深，别人听得难受，没有传播效果，一切都是白费。书面语的传播力低于口语，这不是什么原理问题，这是生理问题。第三，这个韵味来自于“互动”。口语毕竟是琐碎的、不成体系的，经过人们的不断加工、提纯，最后转化为书面语，我们得到了书面语的精准，但也使得它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每一个文字，在诞生之初都是伴随着语境的，这就是口语的另外一大优势：可共情、能互动。比如，1983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现代化建设，讲了著名的“八字”方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正是这两句大白话，把保民生与抓发展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句大白话翻译成书面语，应该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样是八个字，但我们会发现，很明显前者更有温度，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有烟火气。好了，以上是道理的“心法”，下面我们谈谈实践的“技法”。这个技法不太好写，因为“口语”这把符号锤特点就像口语一样，虽然天天嘴巴上讲，但真要总结，好像又没什么特点。这个时候只能再次翻开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整整四册、64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从嘴巴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准备以这本书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素材，尝试着去摸一摸“口语”这把锤子的门道。从文本形式上，我将其分为“字”“词”“句”三大类：01字所谓“字”，就是口语化标题出现频次较高的字，主要有这么一些：了：我们每个人讲得最多的一个字，也许就是“了”，作为一个语气助词，它天生就有口语基因。1985年1月，李瑞环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的记者谈话，他用“十个了”，讲述了天津发展之变：天变青了；地变绿；房变多了；路变宽了；水变甜了；害变利了；脏变净了；破变好了；难变易了；城变美了。1994年2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领导小组会上，他用“三个了”阐明了什么是大是大非：祖宗留下这块地皮，不能叫我们给搞小了；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不能叫我们给搞丢了；革命先烈留下的好制度，不能叫我们给搞坏了。这与总书记2012年强调的“三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2011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也是用一组“了”作标题：能耗低了、排放少了、低碳俏了，讲述江苏昆山节能减排的发展实践。来：“了”字嘴上说得多，但“来”字纸上写得更多，它是口语化标题中的常客，并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全场景作战，十分了得。比如，在民主生活会上，它可以辣味十足：要把身段“放下来”；要把问题“摆出来”；要把群众“请进来”。在部署讲话中，它又可以态度鲜明：规矩立起来；底线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