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探析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城乡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场域，其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对新时代以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引领基层治理方向、搭建基层治理平台、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保障基层治理运转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深入探索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路径，既是巩固基层党的执政根基的有效落实，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生动回应。一、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生成逻辑（一）理论逻辑：“党建引领”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一方面，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能“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570的目标导向，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这与基层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目标追求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基层治理是党的建设的有效继承与延伸。另一方面，党的建设与基层治理在作用机制上具有效用耦合性。现代国家的基层治理需要通过强大的政党力量发挥思想引领和决策指引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组织动员作用，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3]。同时，党的建设又不能脱离基层治理的具体事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体制结构上是执政党与政府体系的“一体双轨”，在功能运行上是“政治”与“行政”的双轨一体[4]。共产党将执政意志植入政府，通过政府体系的全面融入，从而形成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治理结构[5]。通过纵向的自上而下管理赋能和自下而上服务增能，以及横向条块联动等资源整合，发挥社区党组织基层战斗堡垒作用，这一过程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有效处理群众诉求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6]。（二）历史逻辑：“党建引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启示党的十九大明确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还要领导基层治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7]这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年治国理政实践经验总结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妇女解放和发展、宗教制度改革、树立新型社会风尚等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运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中心家庭结构，使“一盘散沙”的群众组织起来，成功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基层社会[8]，同时，促进了社会发展进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其本质特征就是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集中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9]。2017年，北京市开始探索“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模式，其核心要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找准问题所在，通过权利下沉，整合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党员资源等建立服务群众的快速响应机制，破解影响基层现代化“最后一公里”难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10]。无论是上个世纪的“枫桥经验”，还是本世纪的“吹哨报到”北京模式，又或者是“清河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