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延安五老”在作风建设中的率先垂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的重要风向标。被誉为“延安五老”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资历深、职务高、贡献大，始终保持对信仰对纪法、对人民的敬畏，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自觉而正确的以身作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延安五老”都担任过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但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摆老资格，始终身体力行地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党员的基本要求。林伯渠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时，工作非常忙碌，但他始终严格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本人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有一次，他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会议，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立即赶到会场参会。会议结束后，林伯渠又主动向支部的同志作检讨说：“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党支部书记赶紧解释，考虑到当天林伯渠工作繁忙，怕打扰他，才没有通知他参会。林伯渠听了严肃地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严重危害，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是一贯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开始滋长骄傲情绪，自认为特殊，不守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董必武及时察觉了这种错误倾向，指出：“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点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们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董必武严厉批评了这类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必须带头遵守法纪。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定下6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规矩立下了，能不能得到坚决执行，首先看领导干部。1958年，吴玉章回家乡四川荣县视察工作。他听说当地教育水平还很落后，便主动将自家老宅交给当地县委办师范学校。学校建成后，当地干部感念吴玉章对办学作出的贡献，提议将学校命名为“玉章师范学校”，并请吴玉章题写校名。吴玉章予以严词拒绝“中央有规定，不能用个人名义命名，还是叫‘荣县师范学校’好。”可见，多年前党中央立下的规矩，吴玉章仍铭记心头。领导干部身处高位、手掌重权，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长”字号的人，万不能偷懒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反对形式主义着重解决的是工作不实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着重解决的是不维护人民群众、不作为问题。“延安五老”作为作风建设的表率，一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并坚持率先垂范。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林伯渠不仅是组织领导者，而且是生产劳动的积极参与者。1944年，他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要求，带头制定了自己的当年“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计划包括“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套、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等非常具体详细的内容。这个计划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机关学校闻讯，赞叹不...
